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是农业新旧动能转换的助推器，能够有效组合土地、资本、劳动力、科技等现代农业要素，对于推进城乡要素融合发展和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结合现阶段北京呈现的“大城市小农业、大京郊小城区”市情农情特点以及产业结构调整等诸多因素，分析北京特色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特征及当前服务体系建设面临的问题，进而提出完善北京特色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4点建议。

一、北京特色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特征分析

01 都市农业高度集约化和市场一体化特点，决定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呈融合发展趋势

都市农业是城市形态和功能不可或缺的组成载体，是集生产、生活、生态与一体，体现城乡互动的特殊农业类型。根据都市农业的四维理论解释，都市农业面对都市食品刚性需求和日益严峻的资源环境约束，合理规划都市及其延伸地带的空间资源，科学布局农业产业链结构，集成生态高效的产业技术模式，实现城市农产品保障供给、城市生态保育和城市生活品质提升、社会安全稳定“四位一体”功能，是实现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同步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一二三产融合的综合体现。

此外，都市农业是工业化、市场化农业，农业生产、加工和销售以适应大都市市场和国际市场需求为出发点。因此，需要市场网络把农户与国内外市场紧密联系起来，需要多产融合，决定各类服务组织必须通过垂直一体化的重组或融合发展，才能支撑一二三产业融合，实现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优化重组供应链。

02 都市农业准公共产品和供给保障的农业特点，决定农业社会化服务需要政府引导，创新公益性和经营性有效衔接的服务机制

农业生产是自然资源、景观资源、传统文化等重要载体，具有准公共产品特点；同时，都市农业在打城市周边，容易受到城市生活产生废弃物污染，因此，是需要保护的产业。尤其是突发事件中，都市农业所提供本地化的农产品，成为维持城市居民食用农产品自给程度的重要防线。从这个意义上，不能完全依赖市场化的服务提供。

按照功能定位，北京市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分为公益性、准公益性和经营性三类，其中，公益性服务组织，主要指政府机构，负责公共产品提供和服务工作；准公益性服务，主要指科研机构、高校等，借助政府项目扶持开展的服务；经营性服务组织，主要指市场机制导向下，根据农户需求，在严格核算成本收益情况下提供的服务商品。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农业生产需要，三类服务组织并不是完全独立开展服务，在不同领域开展分工与合作，共同为农业发展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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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一直坚持建立政府与各类服务组织协调发展的社会化服务体系。但在不同服务领域，发挥主导作用的组织存在差别。总体来看，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必然伴随着社会化服务从公益性为主，向建立有效衔接机制，两者并重到最终走向市场化服务为主的道路。

03 都市农业功能多元化发展特点，决定农业社会化服务内容和服务手段都要多样化

北京市都市农业具有有别于其它地区农业的特点，农业的生产、生活、生态“三生”功能更加突出。

农业生产目的不一样，导致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内容和手段不同。如，提升农业生产功能方面，需要满足消费者对农产品安全性需求，要求围绕绿色优质安全农产品开展服务。提升生活功能方面，体现生产文化传承功能、科普功能和景观服务功能，要求农业生产过程可控制、可观赏，需要提供多样化、个性化服务。提升生态功能方面，农业维持城市生产平衡，需要提供绿色可循环技术服务、废弃物处理服务。

北京市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不仅需要社会化服务体系的生产性功能服务，更需要社会化服务体系为其提供品牌打造、产业融合等多方面的服务。因此，服务于北京市现代化都市农业的社会化服务体系是一个多功能的综合体。

二、当前北京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面临的主要问题

01 服务体系结构亟需调整

近年来，随着北京农业生产环境生了重大变化，本地农业规模大幅度缩减，大田作物播种占比大幅度下降，设施蔬菜占比大幅度上升。从2008年至2021年间，北京市农作物播种面积从32.2万公顷降低到12.2万公顷，蔬菜播种面积占比农作物播种面积由21%上升至38%，其中，设施蔬菜播种占蔬菜种植面积比重由49%上升至67.1%。由于农业社会化服务内容多，体系繁杂，牵扯部门多且分散，使得与农业产业发展相配套的服务体系结构调整相对滞后。

北京蔬菜机械化率远低于大田作物。2021年北京粮食作物机械化率为90.6%，而蔬菜机械化率仅为50%左右，其中，果类菜收获机械化率几乎为零。以粮食作物生产作业为主、大中型机械“半年闲”与设施蔬菜农机专业化服务缺乏的问题并存。

对于蔬菜生产所需的老旧设施改造、设施维修改造等专业服务项目少，土壤消毒、土壤替代品、水肥一体化等服务主体以及集约化育苗和专业化移栽等技术服务主体不足。

北京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变化如此迅猛，必然要求服务体系及时进行调整优化，甚至超前谋划，才能实现服务业对现代农业的引领作用。

02 服务市场“双散”问题突出

北京农业社会化服务需求不足、需求无法得到满足的问题普遍存在。一方面，伴随农业规模的调减，适度规模经营水平未见明显提高，规模农业经营户占比不足1%，规模经营面积只占耕地面积的27.5%，小农生产仍是大多数。受种植习惯、比较效益不高等因素影响，小农户对购买服务需求不高。调研显示，购买社会化服务的农户占调研农户总数的33.6%，其中，71.4%农户购买的是农业社会化关键环节服务，多以口头等非正式形式达成服务协议，且采用事后付款方式。

另一方面，农民合作组织、产业化龙头企业、农资农机商等经营性主体服务能力不足。调查显示，农民或村集体领办的合作社提供服务业务占总业务量的57.8%，很多蔬菜病虫害防治的专业化服务公司尚处于起步阶段。服务队伍年轻化，虽有创新勇气、干事创业的热情和学习的能力，但专业技术和实践经验缺乏，与农户沟通技巧、服务管理能力不足，学习培训渠道有限。因此，需要政府着力解决主体“双散”、供需对接渠道不畅等问题，拓展壮大现代农业社会化服务市场空间。

03 社会化服务模式亟待创新

北京市国际化大都市的区位特点，导致农村人力资本、土地和资金等服务要素被“外部市场定价”，农业社会化服务投入成本大增，社会化服务业市场发展空间被制约，加之巨大技术和商业模式冲击，各类服务主体如何“报团取暖”，探索新的社会化服务经营模式，才能在激烈市场竞争中争得一席之地。如，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处理、动植物疫病防控体系投入使用成本较高，但其具有显著公益性和较强的外部性。需要公益性服务与经营性服务对接模式，提高服务效率又能保障农产品安全和生态环境。

以数字技术、生物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虽然，农业社会化服务信息技术平台建设较为完备，但平台间整合力度不足，难以充分发挥其生产服务能力，需要重点探索农业社会化服务信息技术平台整合机制，探索多样化、个性化的高效服务方式；就流通服务体系而言，虽然农产品销售的服务站点、零售网点建设有较大进步，但是服务模式与农户利益分配机制有待进一步改进，导致农产品无法实现优质优价，农户收入水平无法实现预期。

三、完善北京特色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4点建议

01 试点引领服务体系优化调整

深入落实《关于推进首都特色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若干意见的通知》（京政农发〔2021〕127号），抓好平谷区、通州区全国农业社会化服务试点区和试点组织建设，探索创新农业社会化服务的业态、模式、机制，树立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的行业标杆和区域样板，以点带面、示范引导农业社会化服务加快推进。基于构建的九大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际基础，以满足首都市民消费结构升级、重大活动举办对绿色优质农产品的需求以及提升疫病防控新常态下农业应急保障功能，重点支持首都“菜篮子”产品的生产托管，推动农业社会化服务从大田作物向蔬菜、果品等经济作物拓展，在农技推广、动植物疫病防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农机农资、农业信息、农产品营销等领域构建公益性与经营性服务组织不断壮大并互为补充、相互融合发展的服务体系。

02 完善服务主体与小农户利益联结机制

龙头企业、合作社、专业服务组织等农业社会化服供给主体对参与具有高附加值的农产品加工销售等经营性社会化服务积极性较高，提升这类服务主体能力是推动现代化都市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牛鼻子”，同时也是促进北京市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完善的关键。应积极探索如生产托管、折股量化、产业化联合体等对接模式，鼓励服务主体将农业经营利润更多地向农户倾斜，提高小农户参与社会化服务积极性与获得感，从而充分释放社会化农业社会化服务发展活力。

03 以服务引领绿色高效农技推广应用

加强绿色高效生产技术研发与推广服务组织扶持力度，在相关政策资金等方面给予倾斜，为相关从业者提供更多的技能培训机会，在产前、产中、产后各环节中全面提升提高绿色高效生产技术服务组织覆盖率。如，完善环保农资供应体系、继续实施化学农药减量控害技术集成与推广项目，全面系统开展全程蔬菜植保专业化服务示范，重视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等产后环节服务。通过绿色高效的社会化服务“撬动”农业向绿色高质量转型升级。

04 营造鼓励服务主体创新创业社会氛围

北京市农业社会化服务不仅要为本地产业发展做好服务，更重要的是充分借助首都农业的平台宣传优势，将北京市打造成为知名蔬菜社会化服务组织“孵化场”。充分借助信息化、大数据、互联网、物联网等技术，探索相关技术与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融合机制，提高农业社会化服务效率与智能化水平。政府相关部门联合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为社会化服务组织的技术试验、模式试点、品牌宣传等提供便利。进一步明确社会化服务组织和管理部门，牵头构建多部门联合协作机制，共同打造具有首都特色融合性的社会化服务体系，示范引领全国现代农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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